2015年11月20日下午，我院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525會議室成功舉辦了第五期政策圓桌研討會，主題為“關于中國意識形態權力的現狀”。此次研討會由我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楊光斌教授主持，參加此次研討會的專家包括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趙鼎新教授、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徐湘林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以及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張廣生副教授。

意識形態即話語權是國家能力的重要組成，也是構建國家合法性與國際認同的核心基礎。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經濟實力、社會環境以及國際影響力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種情境下如何與時俱進地界定與闡釋中國的意識形態，如何有效地調整意識形態的塑造手段和宣傳方式，以進一步夯實民眾對政權的合法性認知并提升中國在國際舞臺的形象和話語權？圍繞著這些問題，五位學者進行了熱烈且極具思想性的討論。

趙鼎新教授提出話語權建設應該采用“無為而治”的新范式。他首先分析了意識形態的兩個重要性質以及中國國情的四個發展現狀，指出意識形態是由強制性力量支持與塑造的，同時還具有彌散性，不同群體會根據自身的利益需求進行內容解讀。他對中國現狀形成了四個基本判斷：第一是要繼續堅持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第二是目前中國民眾對于政府的滿意度是六十年來最高水平；第三是中國民眾普遍不相信烏托邦思想；第四是對西式自由民主的信任程度大大下降。在這種理論解讀和現實分析的基礎上，趙鼎新教授認為在社會高度分化并享有較高自由度的今天，僅僅依靠單向灌輸來建立意識形態話語權是行不通的，應該實行“無為而治”的戰略，具體而言，第一是慎談階級斗爭思想，尋找除“歷史選擇了共產黨”外的其它話語，減少對強烈民族主義的引導；第二是在尚未找到總體話語權與西方抗衡的情況下，先把國內的話語權建立起來，除了軟性正面宣傳和對極端言論的約束，對于其余的思想則推行“無為而治”，通過多元意識形態之間的相互牽制而形成穩態的最終有利于官方的意識形態結構。

姚中秋教授倡導意識形態權力的建立要扎根于中國的傳統文化——儒學，而重建“王官學”是其中的關鍵內容。他認為中國面臨著自我認知的嚴重困惑，近百年來中國的社會精英逐漸遺忘了自身用于思考與構建世界的話語體系，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為止中國尚能在現代與古代、先進與落后的二元圖示中找到位置，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則一直在用西方的話語講中國的故事，從而導致中國自我認知的混亂，更別說讓世界理解中國。姚教授觀察到目前學術界存在“回到中國理解中國”的強烈趨勢，但他認為只是回到六十年的政治經濟變化，視野相對狹窄，更重要的是缺乏價值和道德維度，使其感召力較低，應該一心一意地回到儒家。至于如何重建以儒學為核心的文教體系，核心在于重建“王官學”，一方面利用這套話語論證自身權力的重要性并且教化官員；另一方面由于它深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能夠彌補意識形態與風俗文化間的裂痕。姚教授認為現代發達的教育系統為回到儒家提供了便利的基礎，通過公立教育、思想文化和類似科舉的官員選拔機制能夠重建文教體系，進而重建中國的意識形態生態。

張廣生副教授的發言圍繞著“文化領導權與中國周期文明的自覺”展開，他首先回顧了羅馬政治史，認為從理性視角看，意識形態作為權力的現象和理論問題自古就有，并非左翼學者或馬克思主義者創造出來的。其次他對比中西方國家起源，指出在傳統中國，統一帝國的建立是儒法合作的結果，國家權力除了強制性的政治權力，還有親善道德、文化的“文教”，它具有強大的社會整合能力，并將家庭、國家倫理有機地連接起來?；氐街袊l展的現實場景，張教授認為中國要崛起、要面對西方文明的競爭，不僅要解決富國強兵的技術能力，還要處理文教的競爭。習總書記在孔子研究院講的“四個講清楚”便是要求站在比較文明的高度看待中西方發展道路的不同選擇，反思近代以來一直纏繞著我們的保種、保教、保國的文明競爭問題。

徐湘林教授從國家治理的視角系統地闡述了意識形態作為權力的樣態、中國意識形態演化的歷史以及意識形態塑造的影響要素。他開篇就指出意識形態是國家治理的核心要素，作為權力的意識形態是為政治服務的，存在著四種樣態的理解，分別為社會黏合劑、象征的結合體、體制化的權力形式以及社會理想。接著他分析了中國意識形態的演化過程，革命時期的意識形態具有很強的號召性和動員性，成功地獲得了極大的社會支持度。但是這種動員體制難以建立穩定的、制度化的國家治理機制，在改革過程中意識形態的更新首起于鄧時代的經濟建設為中心、干部四化；江時期的“三個代表”意在擴大黨的統治基礎；胡時期的“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希望回到傳統文化尋找核心價值并將發展從激情回歸理性，到第四代領導人的“中國夢”，簡單但是形象、有號召力。在此基礎上，徐教授指出意識形態的衡量標準在于民眾是否相信，除了要完善象征形式的執行機構外，還要關注傳播形式和技術手段。他提出要轉變傳統動員體制的宣傳模式，采取軟性宣傳，具體包括重視年輕人偏好、適應新興媒介的傳播模式；注重意識形態的中間概念。

楊光斌教授則圍繞學術研究“回到中國”與重構中國發展的話語權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闡釋。他首先指出中國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就是中國做對了，但是從黨內到知識分子的很多精英卻認為中國做錯了，這就涉及到意識形態建設問題，涉及到如何用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去闡釋中國發展、構建世界話語權的問題。要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回到中國”，重新梳理中國發展的現實經驗和理論界一些使用混亂的基本概念，包括合法性、民主、自由、法治等等。接下來楊教授結合近期研究成果對若干核心問題進行了解讀。第一是關于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關系，他不同意學界普遍認為的“政治改革落后于經濟改革”，指出從大歷史視角看政治權力是改革結果而非原因，例如在中-美-蘇面對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大危機，中美以經濟方式成功解決而蘇聯從政治著手卻導致失敗。第二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他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價值是公正，這是中國現實最需要的制度性原則。與此同時，他提出中國的國家權力中缺了話語權這條腿，使得當前的國家治理不得不以政治權力對外來的沖意識形態權力，但根本出路還是要形成自主性話語體系和話語權。

最后，幾位學者還進行了熱烈互動，并就話語權的必要性以及如何達成自主性話語權達成一定程度的具有政策意義的共識。